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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早報:觀眾到球場來,不是看戰術課的

發布時間:2016年08月12日來源:東方早報
    把近一百五十年來的足球戰術發展史用如此精煉的篇幅和有趣的文字反映出來,無論對此早就有所了解的懂球帝,還是剛剛摸到門道的新球迷,都能各有所得——這正是本書作者喬納森·威爾遜的看家本領。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位自詡對足球知之甚深的“懂球帝”,你們無意間談起這些年風靡足壇的tiki-taka(一種強調控球和短傳的足球風格)時,他對你說了如下一番話:“其實,現代足球出現沒多久就有這種連續短傳的風格了,當時英格蘭人更喜歡帶球,而蘇格蘭人的繡花式的短傳推進比較出名,后來一個叫霍根(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活躍于中歐地區的英國教練,公認的杰出足球布道者)的英國佬,把這種蘇格蘭式風格帶到了維也納,于是那里的人才采用這種快速傳切的踢法,并且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取得了優秀成績,人們也把奧地利人的這種踢法稱作‘多瑙河風格’……”
  隨后,他繼續侃侃而談:“多瑙河風格影響了世界足球的進程,就像布道者一樣把足球啟蒙的火種散播到了世界各個角落,同時又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你看,拉普拉塔河邊上的人崇尚個人技術,尤其喜歡連續過人的球員,所以后來才有那么多盤帶大師,而且他們的盤帶可不是最開始英國人的那種帶球橫沖直撞;你再看看巴西,那里的人不怎么在意社會秩序和規則,所以他們的足球才那么無拘無束、創意十足。不過可別忘了,多瑙河河畔的人才是他們共同的啟蒙導師……”
  “蘇聯人其實也不賴啊,當時有支西班牙球隊到蘇聯去秀了一圈,把蘇聯各路強隊從里到外虐了一遍,然后老毛子就從中吸取了很多戰術經驗。后來二戰結束以后,有支叫莫斯科迪納摩的球隊到英國去打巡回賽,他們用一種名字怪怪的短傳配合踢法(passovotchka,這是一個俄語單詞),讓那些沒見過世面的英國佬又一次大開眼界——嗯,是又一次,因為他們三天兩頭就大開眼界。哦對了,我們剛剛不是說到短傳的風格嘛,你看,蘇聯人四十年代的時候也開始這么踢了,不過比多瑙河那邊落后了二十年……”
  他的興致越來越高:“你可能知道鏈式防守吧,大家都嫌它影響足球觀賞性。執行這種戰術最出名的教練叫埃雷拉(國際米蘭隊歷史最輝煌時期的阿根廷教練,公認的“鏈式防守”集大成者),他對球員的要求簡直苛刻,甚至連球員的私生活都要干涉,有個球員因為嫌埃雷拉太煩,和自己女朋友出去都要宣稱她是自己的妹妹,而且據說埃雷拉會把禁藥溶解在咖啡里面,然后騙球員們喝下去,當時的意大利人都把他叫作‘藥罐子教練’。至于阿根廷足球,從前踢得很藝術,但是五六十年代兵敗世界杯以后,他們就踢得很粗野了,可惜了,‘我們的風格’從此就失傳,都怪那個叫斯皮內托(阿根廷教練,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率領阿根廷大學生隊以粗野的踢法連續贏得解放者杯)的混蛋,功利足球因為他從此大行其道……”
  聽完這番高論,你明白了,你面前的一定是《倒轉金字塔》一書的資深讀者,這些在報紙雜志上絲毫找不到影子的老古董足球史,如今也很難在第二本關于足球歷史變遷的書上讀到。如果你聽得不耐煩了,趕緊將他打斷,不然書中的內容足以讓他一直口若懸河地賣弄下去;如果你是一位喜歡與人聊天,且對足球史興味盎然的好學新球迷,不如請他去咖啡館坐一個下午,然后就可以聽他滔滔不絕地開講了,什么咖啡館里的足球,什么WM陣型,什么匈牙利魔術師,什么意大利鏈式防守,什么蘇聯共產主義足球,什么米歇爾斯(上世紀七十年代阿賈克斯和荷蘭隊主教練,在他麾下“全攻全守”的踢法被演繹到極致,被很多人視作歷史上最偉大的教練)和洛巴諾夫斯基(烏克蘭人,被譽為蘇聯足球的教父,蘇聯歷史上最偉大的教練)殊途同歸,你肯定會大有所獲——其實,這就是筆者的親身經歷。
  言歸正傳,筆者對足球史不可謂不了解,對喬納森·威爾遜在書中娓娓道來的大部分足球史,和他所提及的那些光鮮和不甚光鮮的名字,雖則稱不上了如指掌,多少也知道個大概。不過,筆者可沒有這樣的能力,把近一百五十年來的足球戰術發展史用如此精煉的篇幅和有趣的文字反映出來,無論對此早就有所了解的懂球帝,還是剛剛摸到門道的新球迷,都能各有所得——這正是本書作者喬納森·威爾遜的看家本領。補充說明一下, 在中國的資深球迷圈中,他的昵稱是“嘰歪哥”,因為Jonathan Wilson的首字母是JW。
  在嘰歪哥版本的足球戰術發展史里,他不僅提到了埃雷拉和羅科(上世紀六十年代率領AC米蘭隊兩奪歐冠錦標的名帥,同樣也是“鏈式防守”的集大成者之一),還提到了維亞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意大利名帥,“鏈式防守”的創始人);不僅提到了米歇爾斯和洛巴諾夫斯基,還提到了雷諾茲(英國名帥,二戰之前長期執教阿賈克斯,對荷蘭足球早期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馬斯洛夫(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蘇聯名帥),甚至更早的斯塔羅斯京(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蘇聯名帥,洛巴諾夫斯基的老師)——前者們可謂懂球帝賣弄足球史知識的“大殺器”,而后者們雖然如今都已聲名不彰,實際上卻是篳路藍縷的偉大先驅。就像提到唐宋詩詞言必稱李杜蘇辛,提到西方文學言必稱但丁與莎士比亞一樣,其實在他們之外,還有雄渾壯美的萬千氣象,文藝如此,足球亦然。
  而當諸位完整地將整本書啃下來之后,同樣會發現,嘰歪哥這二十章的足球戰術史敘述,其統一性甚至要遠遠高于每一個章節的孤立性。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他敘述歷史、描繪戰術的時候,對歷史脈絡的梳理、足球理念傳承的強調,成為串聯起所有二十章內容的共同特質。同出一源的足球理念,輾轉遷徙到了世界各個區域,造就了不同時代的風格各異的偉大球隊——就像當今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字母系統,雖然形態各有不同,但都出自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海岸,出自古代腓尼基人使用的字母系統一樣。
   嘰歪哥對足球戰術及其源流演變的癡迷,實在是罕有其比。為了單獨的一個章節,他可以出門遠行,到當地去采集第一手的歷史資料,直至弄清某一足球戰術的來龍去脈。他忽而以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文風,把教練發明改進戰術體系的靈感,歸功于“牛頓的蘋果”、“阿基米德浴缸”式觸動心弦的時刻;忽而文風一變,改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要么把這些教練的履歷挖個底朝天,以之分析球隊的戰術風格,要么深入描繪不同國別的民族特色,用以論證環境對球員的巨大影響(就像本文開頭所寫的懂球帝談論阿根廷人和巴西人的足球時那樣)。
  在寫到多瑙河風格時,他特地提到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咖啡館,以之說明:正是由于中產階級和社會精英的積極參與,足球界的啟蒙運動才能誕生在這條歐洲的母親河畔。與此同時,他也揶揄了缺乏精英階層參與、執著于代表工人階級,因而變得固步自封的足球故鄉、他的祖國——英國。在他筆下,第勒尼安海忙碌的海港、漁夫作業時不可或缺的漁網,都成了維亞尼這位意大利教練構思“鏈式防守”戰術的靈感來源。而在關于蘇聯足球的不同章節中,他也始終強調,彼時的蘇聯社會一致強調的“集體原則”,深刻地影響了足球運動和教練的戰術設計,這種影響在馬斯洛夫和洛巴諾夫斯基兩位名帥身上體現得最為典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嘰歪哥在寫到洛巴諾夫斯基和他所帶領的基輔迪納摩隊時,特地將球隊精確的執行力歸因于洛氏在教練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工程師。在嘰歪哥看來,這種精確來自于洛氏對數字超乎常人的職業敏感。
  這種夾雜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筆法,同樣被嘰歪哥用來嘲諷英國的落后足球理念,這一方面,他深得孔老夫子“春秋筆法”之精髓,嘲諷起自己的國家來比誰都狠,毫不擔心被人指為“不愛國”。翻開本書正文第二頁,這種筆法就已躍然紙上——他詳細地描寫了1863年足球規則制訂之初,一群英國佬如何在酒館里就球場上是否允許踹人這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其中有人甚至放出話來,說“禁止踢人就是褻瀆足球運動的膽量和勇氣,我叫一堆法國人來練一周就可以打敗諸位”——要知道,英國人和法國人之間向來苦大仇深,誰也瞧不上誰;在講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烏拉圭及阿根廷足球時,他以調侃的筆法,“認可”了一位阿斯頓維拉主席聲稱自己對倒鉤技術擁有的“發明權”,近乎無情地揭露了英國足球對創新的抵觸;在敘述1953年匈牙利人在溫布利把英格蘭隊打得落花流水時,他特意提到賽前《每日電訊報》還高調聲稱,要用硬朗的鏟球來對付匈牙利的雜耍高手,以此來“歌頌”英國人的“無畏精神”。
  如此這般,令人在莞爾之余又略感尷尬的描寫(尤其當讀者是英國人,或者是英國足球愛好者的時候),在本書中比比皆是,讀者自可領會。礙于篇幅,本文就不多摘錄了。
  所以,盡管嘰歪哥連篇累牘的足球戰術敘述可能讓你多少感到厭倦,但是,如果靜下心來細細品味,就不難發現,相較于市面上業已泛濫成災的各類足球人物傳記,此書在文字上明顯高出一籌。這實在很符合英國足球人的一貫作風,寫文章說話比歐洲任何國家都要漂亮,談論戰術猶如吃飯睡覺般自然——畢竟這是一個喬叟、莎士比亞、拜倫和雪萊的國度,盡管飛揚的文采與場上的表現形成了殘酷的對比。要想將此書譯好,必須具備豐富的體育翻譯經驗、淵博的足球歷史知識,當然,尤其需要出色的漢語駕馭能力,譯者在這幾方面的表現相當不俗,值得我們致敬。可以想見,他們不僅查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而且也看了不少貫穿于足球史各個時期的老比賽視頻——作為一個收藏此類比賽視頻的愛好者,筆者深知個中甘苦。
  至于書中那些大篇幅的關于二三五、WM、四二四、全攻全守、三后衛等足球戰術的敘述,如果你有心了解更多,卻沒有足夠豐富的空間想象力去“腦補”球場,那么不妨取來紙筆自行演繹,或者動用沙盤來推演一番也無不可。不過說實話,這類事情做起來實在有點枯燥,因為花費一個美好的下午,在紙面上去重演一遍三后衛和四后衛有何不同,實在顯得書呆子氣十足。這時候,倒不如陪著某位心儀的姑娘,去咖啡館里小坐一會兒——記住千萬別學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維也納和布達佩斯人,他們不僅在咖啡館里一個勁兒地聊足球,甚至還會按照洛巴諾夫斯基的數學模型來計算獲勝概率,這樣很有可能弄丟自己的心上人。
  盡管從文學的角度而言,本書不失為一部佳作,站在足球史的立場上,本書亦可提供大量珍貴的資料,不過就這項運動本身來看,筆者卻覺得,嘰歪哥對足球的理解實在太過哲學化。比如說,有些哲學家會用“理性”來涵蓋人類古往今來的歷史過程,而換成其他哲學家,用詞則會因為流派的不同,從“理性”變成“存在”、“運動”、“習慣法”等,而嘰歪哥在本書中所體現出的對足球的理解,顯而易見的便是“戰術”,實際上這也導致本書某種程度上呈現“跑偏”之勢。
  因為,對筆者來說,把1958年巴西隊的成功,歸功于四二四陣型,在講述1986年阿根廷隊在墨西哥捧得世界杯的歷程之時,強調“三后衛的作用”,或者對球隊的傳球體系進行精確分析,用以確證巴薩“夢三”的成功所在,實在顯得有些迂腐而不近人情。畢竟,但凡對足球稍有涉獵的人,都會明白貝利之于1958年的巴西、馬拉多納之于1986年的阿根廷以及梅西之于巴薩“夢三”,都有著超越戰術的價值。如果沒有這些處在各自時代頂峰的足球王者,這些球隊恐怕不會取得那么耀眼的戰績。而在對戰術的一再強調中,嘰歪哥似乎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那些不朽的名字在球隊通往加冕儀式道路上的價值——或者說,起碼沒有賦予他們應有的敬意。這總讓人隱約覺得,嘰歪哥有種原教旨主義式的戰術至上思想。
  作為一個對天才球員有著異乎尋常的敬仰之情的球迷,筆者不免對此略感失望。在這個問題上,相信不少球迷和筆者一樣,更認同意大利個性球星迪卡尼奧(長期在英國踢球的意大利球星,以性格狂蕩不羈著稱)的觀點——二十年前,尤文圖斯隊訪問北京的時候,他對里皮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觀眾到現場來,是看巴喬表演的,而不是看你給他們上三后衛還是四后衛的戰術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