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是國之重器。大國復興，話語不能缺席。

強大話語往往背靠強大國家。古往今來，中心國家的話語在每一時代都是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話語，綜合國力強大的國家在每一時代都是占據世界舞臺中心的國家。歷史上，中國曾經長期雄踞世界之巔的位置，時間長達一千多年。從漢唐盛世直至康乾盛世，中國的農耕文明歷經千年進化，達到輝煌的極致。因此，中國古典話語，以其璀璨的內涵、深沉的智慧、優雅的姿勢，輻射四方。近則澤被四鄰，新羅和高麗、日本、琉球、越南及東南亞諸國，世受華風濡染;遠則播及世界，在中亞、西亞、歐洲、非洲等遙遠的地方，引起一陣陣文化激動。中華古典話語從古而今未曾斷裂，“中華文化圈”成為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圈、印度婆羅門教文化圈交相輝映的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備受景仰。

話語衰落往往源于國家衰落。近代以來，由于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引發的社會制度形態變遷，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封建制度不可避免地被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侵蝕、所取代、所超越。體現在國力競爭與國家地位上，從鴉片戰爭開始，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轟擊下，中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中華民族不僅因為落后而挨打，也因為落后而失語進而挨罵。而與之同時，西方話語上升為世界的主導話語，以其強勢占領了文化高地，掌握了話語內容的定義權、話語議題的設置權、話語爭議的裁判權。西方或以布道師身份出場，將地域性話語上升為普及性話語，謀求殖民于世界;或以裁判者面貌出現，以西方是非為標準，對其他國家的話語、行為乃至世界觀、價值觀品頭論足、說三道四。伴隨著西方話語洶涌而至，中華古典話語被迫擠入歷史暗角，失去了本來的榮光。

話語復興寄希望于民族復興，話語復興也始于民族復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歷史大事件，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一個歷史性偉大開端，也是中國話語在20世紀中葉走向世界的開始。像關于“三個世界”的劃分，關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等就是當年中國話語對世界的貢獻。

68年，彈指一揮間。今日之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中國在時隔幾個世紀之后，終于站在了民族復興的門檻上;中國重回世界之巔，已然成為21世紀最為確定的歷史大趨勢。現在的中國，“物質上的強大”正在成為現實，但這絕不是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全部夢想，中國絕不能成為一個物質發達而精神貧困的“跛腳大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不僅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而且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一個政治經濟強大的中國必然是精神文化同樣甚至更加強大的中國。

近年來，隨著中華民族大踏步走向復興，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話語權和制度性話語權得到了大幅提升，開始與國力相匹配并相互促進。在APEC峰會、G20峰會、達沃斯論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中國舉動牽動世界目光，低迷的全球經濟、失調的全球治理無不期盼中國方案。中國沒有讓世界失望，而是交出了亮麗答卷。如今的中國，不僅事實上成為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捍衛者、推動者、引領者，更在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層面上重構了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新形態，讓世界重新理解全球化、重新擁抱全球化。當聯合國、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機制以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無不期待聽到中國聲音時，中國亦大度分享自己的智慧。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到文明多樣性，從合作共贏到包容互鑒，中國為世界描繪出一幅充滿希望的新圖景。

當然我們也有短板。在“西強我弱”的總體格局沒有根本改變的背景下，我們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但我們的短板不在于文化和價值觀的層面，而在于對文化價值觀的自覺與自信相對不足方面，在于我們把傳統話語進行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相對滯后方面，在于對打破西方話語壟斷準備不足等方面。

比如，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開疆拓土階段，當然會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不屑一顧，甚至我們自己一度也對自己的文化文明產生懷疑。但是當今天的世界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環境問題時，“天人合一”為人類修復自己的家園送上一劑良藥;當今天的世界因為各種各樣的利益糾紛與沖突而你死我活、戰火紛飛時，“和而不同”恐怕是實現各得其所的唯一選擇。所以，不是我們的文化價值觀不好，不是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已經過時，而是我們沒有發掘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那種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的寶藏，沒有把它用現代社會能接受、能理解、能認同的話語表達講清楚說明白。

同時，由于意識形態差異，由于歐美自以為是地秉持西方中心論立場，必然不可能對非西方發展道路、非西方文化價值觀抱有同情的理解和善意的認同。所以，盡管我們通過走自己的路取得了超越西方的發展奇跡，這一點西方社會已無法否認、也不再閉起眼睛簡單否認，但中西社會之間在制度模式和文化價值觀念上的話語鴻溝仍然非常大。我們不能指望讓西方人來客觀描繪中國，也不能指望用西方話語來準確闡述中國。曾經一段時間，我們在這方面是有比較慘痛教訓的。明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發展奇跡，可是由于西方理論不能有效解釋，被一些人扣上“不合格”的帽子;明明中國民主政治發展之路讓中國人民當家作了主人，可是由于與西方民主形式不一致，同樣被一些人視為“專制”，等等。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通過構建中國學派來解讀中國實踐、彰顯中國價值，是中國話語復興的基礎性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話語體系建設，多次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做好這項工作，關鍵是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這樣宏大的事業，靠少數幾個人的努力顯然是不夠的，靠一兩個學科單兵突進也是不可能的，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勠力同心，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協同共進，聚集起磅礴的偉力，形成導向明確的態勢。

21世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也是中國話語復興的世紀。我們之所以有這個信心和底氣，是因為中國的成功實踐已經提供了豐厚的土壤，中國道路不僅很好地解決了中國發展的問題，而且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辦法;中國學術共同體已經形成了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的集體自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成為了話語建設的著力點，不再唯西方馬首是瞻，不再奉西方話語為圭臬。再就是國際社會前所未有地期待來自中國的聲音，愿意下功夫通過掌握中國概念來理解中國邏輯，不再簡單地套用西方概念來比附。從去年以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一些國際組織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他們的會議文件，傳遞出的正是這樣一種信號。

我們之所以對中國話語在21世紀復興充滿信心、很有底氣，還因為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本身就包含了一整套既具有中國鮮明特色、又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新概念新話語新表述。像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包括“中國夢”、“一帶一路”、“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等標識性概念，事實上已經成為國際話語場的核心議題和基本共識。

這里最重要的，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中國話語的復興有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指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往開來、勵精圖治、舉旗定向、謀篇布局、攻堅克難、強基固本，開辟了治國理政新境界，開創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極大地鼓舞了黨心軍心民心。如今，民族復興的路線圖已經繪就，中華民族已經闊步行進在通往復興的康莊大道上，中國話語復興自然有了堅實的基礎。

展望整個21世紀，世界上最成功的樣本毫無疑問是中國，最精彩的景觀毫無疑問在中國，解釋這個樣本的中國話語毫無疑問就是最引人矚目的全球話語。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太遠的將來，中國的發展優勢、制度優勢、治理優勢終將轉化為國際舞臺上的話語優勢。國際話語的中國時代計日可期。

中國是行動的巨人，也終將成為話語的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