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學家趙德馨先生所著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程序與規范》，從選題到成果實現形式，講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全過程需要重視的科學方法。前七章講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七個步驟，包括選擇課題、研究已有成果、學習理論、搜集資料、整理資料、分析與綜合、成果的表述與運用。與此同時，趙先生在本書中還特別注意貫徹教育部頒布的《社會科學研究規范》，專列第八章，談研究者的素養，積極倡導專業倫理和專業精神，強調學術即人生，研究者要擔當職責，要有科學品格。

通常有成就的專家學者，都會注重科學方法。在趙先生之前，有學者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撰寫論文論著，但像趙先生這樣系統而且持之以恒地研究和總結的，并不多見。趙先生是一位崇尚思想境界和學術情懷的大師，他的文章著作有氣勢，在課堂上講近代經濟史，傾注真情實感，講到民族危亡時，兩眼噙著淚花，學生們無不受感染、被感動。但是他同時又是一位嚴肅理性的史學家，他特意將研究方法放在具體的研究實踐過程中講，把學術追求放在研究程序和規范中講，力求告訴讀者，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堅守的思想方法和技術要領，必須具備的學術素養與科學品格。

趙先生在本書中講的第一個步驟是“選擇課題”。他講了三條原則，即“有價值”“有可能”“有興趣”。有價值，自然是學術創新上有價值，于社會有價值。有可能，涉及主客觀兩個方面，題目雖好，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社會價值，但研究者現有的能力或者客觀條件不具備，也難以完成研究任務。有興趣，研究者的“興趣驅使比任務驅使、利益驅使更好、層次更高，力量更大”。往往出于“一種愉悅，一種好奇，一種沖動，一種激情”。100年前，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志業》的演講中指出，志業與職業是有區別的，學術雖然也可以作為謀生的手段，但它是一種興趣，一種使命感。趙先生和馬克斯·韋伯一樣，給學術活動賦予了道德內涵。趙先生對課題類型也作了分析，他認為題目有大小老新難易之分，并分析了各類選題的利弊。似乎是引導研究者在把握不同選題時，可以嘗試大題小做、小題大做、老題新做，新題探索性地做、難題簡做、易題深做。

趙先生在本書中談到的第二和第三個步驟是“學習已有成果”和“學習理論”。前者是講與課題研究相關的學術進展、學術前沿問題，后者是指用來指導和引領研究的指導思想及方法。在學習已有成果部分，趙先生特別闡述了“學術發展的途徑。”講了知識積累中的存量與增量，強調學習已有成果的重要性，實際上涉及個人與前人、他人的關系，揭示了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他還強調要“博收精選”。要從總體上把握選題所涉及領域的整體學術狀況，必須“博收”；要了解該領域最具標志性的成果或最前沿、最新銳的理論觀點，必須“精選”。在學習理論部分，趙先生說，“理論本是前人成果的一部分。之所以單獨說，是因為在已有成果中具有獨立性，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趙先生認為，理論具有聯結作用、導向作用、解釋作用、思辨作用、分類作用、總結作用及預測作用。趙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居于理論體系的最高層次，它既是意識形態，又是科學的學術理論，趙先生反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他還主張適應選題需要，學一點專業理論史，建立起理論思維。

趙先生在本書中的第四、第五個步驟中連續講了“搜集資料”和“整理資料”。他說：“信息是獲取新知的基礎。”他認為，在學習前人成果并掌握了理論工具之后，主要任務就是圍繞研究對象搜集和整理資料。他主張：“從資料出發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他說：“要得到新的結論，一靠論據，二靠論證。論據是基礎。”搜集資料便是找依據，找論據。搜集資料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查文獻，二是實地調查研究。而在資料運用于研究之前，需要整理，整理的目的在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礎上，編寫大事記，如大事記還不足以包含所選所需資料的話，還可以編寫資料長篇。趙先生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要求，在我看來，主要體現了史學傳統。我以為人文社科研究的其他領域，未必都要像史學那樣，先編大事記，然后再出專著，但是趙先生所說的認真搜集整理資料，正確運用資料的要求，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趙先生在本書中的第六個步驟，講了“分析與綜合”。他認為資料整理之后，就進入了“從未知到已知的關鍵階段”，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也就是要從現象到本質，形成規律性認識。在我看來，這里就是實事求是、窮理盡性，也就是形成當下說得比較多的學理框架。趙先生認為分析與綜合是兩種相反的思維方式，必須辯證統一。分析要有多維視角，比如橫向縱向的分析，定性與定量分析，比較分析等。綜合就是要對不同視角的分析作出比較系統的判斷。選題是理論創新的起點，綜合是理論創新的總成階段。要運用科學方法對新的判斷、新的理論觀點，進行綜合提煉，最終形成有內在邏輯力量的創新理論成果。

趙先生在本書的第七個步驟中講了“成果的表述與使用”。他說成果的表達方式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學術論文，篇幅較大的論文，也可以作為專著出版。趙先生就寫作論文論著中的若干要領，講得很系統，很具體，甚至連如何開頭如何結尾，如何引證，如何注釋，以及如何做“主題詞索引”，都講了程序和方法。他還說，成果發表或出版后，要虛心接受“同行評價”和“實踐的檢驗”。

本書的前七章在分別講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七個步驟之后，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個部分，講了“研究者素養”問題。講了“學養的內涵與學、識、才、膽”，講了“治學以德”，要有“使命感，責任感，具備科學的品格”。講了自律與規范，講了學術即人生，強調要有執著和奉獻精神。

通讀趙德馨先生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程序與規范》，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這就是趙先生所講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以史學方法為重要基礎的，而趙先生在本書中所涉及的史學方法，說到底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當前，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正在立足中國實踐，推動理論創新，尤其需要倡導這種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

趙先生這部新著容量很大，正文意猶未盡，還有內涵豐富、饒有興味的章后注。既有方法思路，又有技術要領，包括怎樣寫選題報告，怎樣做讀書筆記，怎樣寫學習心得體會，怎樣甄別文獻，怎樣調查研究，怎樣編寫大事記、長篇資料，怎樣進行定量分析，怎樣寫論文論著，怎樣寫結題報告，等等。似乎是一部社會科學學的知識體系，又似乎是一部沒有詞條目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詞典，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實用性。無論對于剛入行的研究者，還是對于已經小有成就的學者和專家，都會有幫助有啟發。

盡管如此，我以為這本書還是有一點缺憾，雖然瑕不掩瑜，但仍然有必要指出來，這就是沒有專門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作一比較。我以為這個比較是必要的，有意義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差異，但在科學性上原本是相通的。近代以來，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懷疑社會科學科學性的，確有人在。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除了做模型的經濟學外，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不具有科學性。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就發生過“科玄論戰”，現在也有看輕社會科學的觀點。如果在書中加進相關內容，在比較中說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需要運用科學方法，肯定有利于揭示社會科學內在的科學性，有利于科學方法的相互融通、相互借鑒。

（作者：尹漢寧，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

——《光明日報》（ 2018年02月0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