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誕詩歌創作的當下啟示

朱英誕詩作《睡蓮》手稿 選自《朱英誕集》（第三卷）

　　在新詩的版圖上，朱英誕是寂寞的。據不完全統計，他在半個多世紀里留下新詩三千多首，舊體詩一千多首，數量不可謂不豐贍。但卻因其活躍期筆名過多，令讀者不明就里，加上藝術選擇和時尚話語存在錯位，后來又有意隱逸，除了在初入詩壇的20世紀30年代自費出版過一本詩集《無題之秋》外，基本上從文學史乃至詩歌史上“走失”了。好在歷史是公平的，它對優秀的作家或詩人可能遮蔽一時，卻不會永久埋沒。朱英誕去世后，隨著《冬夜冬花集》《新詩講稿》《朱英誕現代詩選集》等如出土文物般漸次面世，特別是新近王澤龍教授主編的十卷本《朱英誕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以不是全集的“全集”方式隆重推出，人們在敞開的歷史中越發確認，在時尚之外別開新花的朱英誕詩歌，不但有個性、品位高，而且對當下詩壇留下許多綿長而智慧的啟迪。

　　論及朱英誕新詩，讀者會不約而同地捕捉到一個關鍵詞——日常性。其實，如何在看似最無詩意的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也是測試一個詩人能力高下的尺度標準。朱英誕雖然也關注現實風云，但更多聚焦現實風云在心靈上的投影和回聲，偏于“大時代的小人物”的一己情緒變化和人生況味咀嚼。于是春雪、孤居、殘照、散步、戲魚、醉臥、寂寞等關涉日常生活和田園事象的語匯，便紛紛涌向他的筆端。新中國成立以來，他同樣能夠超離在時尚和潮流之外，從容地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打撈詩的“珠貝”，從個人內心世界和細微事物中發掘生命的思緒與感悟。這種將日常生活作為情思資源以達成詩與生命同構的詩學選擇，固然是宋詩“以俗為雅”風尚和周作人、廢名閑適沖淡余脈的承續，更是詩人“心靈”總原則統攝下的自覺主張。朱英誕對瑣屑凡庸的“此岸”日常生活的撫摸，并未被世俗的塵埃蒙蔽，而是總能憑借出色的直覺，在俗、小的題材中發掘出雅、大的境界和思想。如《枕上》：“寒冷的風由遠而近，/夢攜來泥土的香味；/有風自南，來自海上，/風啊，吹來了，徐徐地消逝。//睡枕是驚夢的暗水的小池塘，/風吹落星花，徐徐地消逝；/籬園里是空的，有曉月，/像乳白的小孩。”“夢”乃朱英誕頻繁詠嘆的意象和主題。世上何人都做夢，詩人自不例外。風、泥土、池塘、星花、籬園、曉月等意象的流轉，襯托出詩人對鄉土與童年記憶的懷念，由于暗合了許多人的深層經驗，有種現象學倡言的“現象即本質”的效力。這種對情感對象貼近又超越的思維方式，恐怕也是所有成功文本的必經之路。它證明日常生活對于詩歌文體而言舉足輕重，打破了事物具有詩性與非詩性之分的迷信，一切皆可入詩，同時又見出了語詞與生活、事物之間的親和關系。

　　比起日常化，“中國的”傳統色彩更是朱英誕詩歌的突出特質。如果說穆旦最好的品質“全然是非中國的”（王佐良語），朱英誕和林庚則恰恰相反，“更是中國的”（廢名語），有一種“晚唐的美麗”。如此斷言并非說朱英誕與西洋文學不相干，只是說他已經將西洋文學降格為知識背景，而善于從古典傳統中發掘現代性。他的作品里有著強勁的中國性。

　　他喜歡運用柔美的傳統意象，表達暗示現代的情思感悟，間接朦朧，意象選擇、精神情調均充滿濃郁的古典意味。如《山居》：“巖崖間的青天，/曠野里走著望見遠山，/孤獨者面對蜂衙作片刻的遲留，/像雪一樣。//一枝桃花斜出在竹梢之外，/仙人為什么舍此而去呢？/暗香在有無之間打濕了我，/如沾衣的密雨，如李花初開。//聽山果一顆顆的落滿地上，/它們仍有著青色的璀璨的背景嗎？/雨夜不眠的岑寂里，/我遂做種種的遐想。//你可是任意的仰望或俯視，/因為你有一雙看山的眼/和那永遠放在別處的不倦游的心，/像天一樣。啊美麗的青色蓮！”孤寂中的澄明思想，清冷里的理想守望，堪稱傳統文人山居意蘊的現代延伸。雪、雨夜、山果、桃花、竹梢、李花、遠山、暗香、蓮等古典性意象的跳接，外化出詩人之神與物游、內心與外物互動合一的情境，婉約精美，“青”色三次復現，越發增加了幾許虛靜恬淡、萬物和諧的禪趣。

　　他通過諸種藝術技巧達成傳統詩語的凝練雋永。《人與人之間》將人互相對立又彼此包容的情感、意象融合，造成相生相克的復調效果；《對月》憑借月亮和“塵封之鏡”“水中之鏡”典故關系的建立，抒發清醒自鑒、堅守正直的曠遠思緒，以借用化用的舊詩詞語句和現代白話語比照，形成一種新鮮的張力；《塞上》在比喻、象征和動詞、形容詞妙用上下文章，刪繁就簡，煉字煉意，求表現的簡潔。

　　他還嘗試“現代絕句”的寫作。朱英誕一度以為散文化有損于詩，而有韻詩才有文質一統后的成熟之氣。在這種觀念的導引下，為尋找新的節奏，他創作了帶節奏的自由體詩。像每行九字的四句詩《破曉》、每行十六字的四句詩《長夏小品》等絕句，自由而有規律，音樂感較強，便于誦讀。

　　朱英誕詩歌對中國性的堅守，打破了先鋒新詩的發生發展完全源于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影響的錯覺，彰顯了新詩的獨立品格和東方藝術的魅力，也容易喚醒蟄伏在讀者心底熟稔的審美經驗。

　　王澤龍認為朱英誕詩歌飽含“知性的詩思”，這真是說到點子上了。善感多思的心智結構，超然物外、有“距離”的審美觀照，與艾略特等后期象征主義理論的短暫遇合，特別是對宋詩“理趣”傳統的尊崇等合力作用，鑄就了朱英誕特殊的詩歌觀念。他不再僅僅迷信抒情，認為“情感過于沖動會損于詩思的醞釀與完整的表達”，認識到“也許詩本質上是智慧的”。因此他的詩中常以“沉默的冥想者”姿態，致力于知性化情思的發現和傳達，使詩在無形中成為體驗、智慧和感性形象的結合體，看似恬淡自然，實則清幽深邃。如《自題思牖——“閑居有真趣”》：“我曾經迷惘過嗎？/不；那是癡想的歲月的事了。/自從我愛聽草蟲的微吟以來，/我就安靜得像大海一樣，/任憑白云如白鷗飛復，/伸展她的長長的翅膀；/而且，再也不怕這些：/夜夢，曠野，燈和鏡。……/三個安靜的孩子在窗前游戲，/忽近忽遠，我看見或看不見；/她們還沒有茂草和花叢那般高啊。/我想，會有人說我很寂寞吧，/似乎住在天一涯或海一角，/我不回答，只微微一笑。/太陽和月亮每來造訪，我們閑談。”抒情主體體現出成熟的智慧氣象，一種歷盡滄桑的恬淡從容，使寬容的心臻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灑脫境界，云淡風輕，寧靜超然，一任時空流轉，與自然天籟妙合無間，對閑居真趣的神秘抱著領悟和享受的心境，“似寂寞而非寂寞”，自有一番思想的風度與風骨，不言即是言，讀者從中感受到的不是情緒的強烈感動，而是澄澈的理趣啟迪。朱英誕對人生、命運、時間等抽象命題凝眸的“知性的詩思”，強化了詩歌中的靈魂重量和情感硬度，使詩歌有了骨頭，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松動了詩歌僅僅是情感抒發或生活表現的固化觀念。

　　詩歌史上曾經被遮掩的“珍珠”眾多，重放光彩者則屬于少數。為什么朱英誕的詩歌能夠穿越時空的重重阻隔，給讀者帶來一股鮮活的審美“驚顫”？這個“案例”背后有些問題值得詩人們深長回味和省思。

　　朱英誕的“復活”是因為他幾十年來專心于對作品質量和藝術品位的打磨，抱有無論什么時候在藝術競技場上最有說服力的永遠都是作品的信念。他從不像當下一些詩人那樣熱衷于靠不住的“詩外功夫”經營，其心性和行為本身對每位詩人構成一種藝術良知的拷問。只要耐得住寂寞，只要足夠優秀，歷史終將給出公正的認定。

　　一個詩人不能只是盲目寫作，而應該具有一種自覺的藝術主見，保持主體精神的獨立。面對古今中外豐厚的思想與藝術資源，朱英誕并沒有被動地全盤吸納，而是努力尋找那些和自己心智結構、情感個性和詩歌觀念契合的部分，融化創新，并且不加入任何組織和流派，不為時尚、流行的旨趣左右，使之成為規約自己寫作的繩索，而是超然獨立地在詩與現實、時代之間保持一個合適的“距離”。這種堅守詩歌寂寞本質的詩性寫作方式，不會產生“速榮”的轟動效應，但也不會“速朽”為明日黃花。

　　縱觀朱英誕的創作道路，有必要重申一個話題。就像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最好應該“下水”搞點文學創作一樣，所有寫詩的人最好也能懂點起碼的文學理論ABC，獲得一種理論的自覺支持。這樣不但有助于創作品位的提升，寫起來底氣充沛，也能構成創作界和研究界的真正“對話”，最終促進詩歌的繁榮。朱英誕講授新詩課程數年，并有《新詩講稿》行世，其詩學修養自然非同一般。這恐怕也墊高了他詩歌的底座，留下的遠遠超出其啟迪。

　　（作者：羅振亞，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