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渝：完成這部大書獻禮第一個百年

紅色《四庫全書》完整呈現了歷史文本的本來面貌

向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獻禮，被稱為“紅色《四庫全書》第一部”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選集（1920-1927）》（以下簡稱《選集》）在武漢誕生。

《選集》由湖北大學教授田子渝主編，從田子渝教授掌握的200余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著作中，精選92部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廣泛傳播影響和獨特思想價值的文本匯編而成，匯集了大量珍本、善本、孤本，整套叢書彩色插圖、全文影印，完整呈現了歷史文本的本來面貌，是國內第一套系統反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歷程的文本選集。

全套分為四編，本次首批出版的是選集第一編“經典著作”3卷，將1920—1927年期間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的中文譯作搜集齊全。全部24卷將于2021年建黨一百周年之際出齊，總計約有15000余頁，由長江出版傳媒、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選集》出版座談會上，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黨史專家石仲泉等國內十余名專家，高度肯定了該書，認為這是目前國內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領域第一套文本選集，可以視為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著作中文本的“四庫全書”。

石仲泉說，這套圖書體現了開創性、基礎性、系統性和時代性。

所謂開創性，編者收集整套文本歷時之久、尋找資料之多，在全國可能獨一無二。并且對文本的精選進行整理、注釋、匯編，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空白，開辟出新的學術天地，具有開創性。

所謂基礎性，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著作文本，就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最基礎、最重要的史料，這套叢書所做的工作也是最基礎的工作，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的深入推進做牢了史料基礎的打地基工作。

所謂系統性，是指編者精選這套叢書的文本依據要求很高，一要有重要歷史地位，二要有廣闊的傳播影響，三要有獨特的思想價值。叢書四編的文本充分體現了整套叢書的系統性。

所謂時代性，時逢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正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哲學社會科學界牢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新時代，這套叢書的出版樹立起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標桿，將為深化經典著作研究闡釋，學深悟透馬克思主義原著，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的力量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

就此讀+周刊專訪了《選集》主編、湖北大學教授田子渝。

【訪談】紅色《四庫全書》與一個學者的30年

剛開始覺得編這部書是中央部門和大機構的事

讀+：搜集這些文本進行研究，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您是怎樣開始的？　這個工程量有多大？

田子渝：這個過程始于30多年前，那時我并沒有明確意識到要編《選集》，我覺得這是中央有關部門和大機構的事情。當時我在研究惲代英、董必武、李漢俊等湖北黨史人物，是從他們身上的個性，我逐步找到了共性，由此進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這個研究領域。

一開始困難是巨大的，并沒有現成的目錄供我入手，只能靠自己摸索。30多年來，我們團隊的足跡遍布海內外，窮搜到了散藏在海內外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和私人手中的200多部文本，其中第一版達到70%。這是目前國內外最全的。找到了文本，我們的研究就有了基礎，研究水平走向全國前沿，標志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收入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在湖北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我們的工作進入了快車道，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也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在今年出版《選集》第一編就是我們團隊階段性的成果。

至于工程量，我說個數字吧，200多本，大約28000頁，共有1300萬字。

讀+：搜集到這么多珍本，背后有哪些故事？

田子渝：30多年來我們到處搜集。海外，我到美國三次，搜集了陳公博1924年撰寫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碩士論文復印件，上面記載了“一大”的情況，在斯坦福大學搜集到漢口1927年出版的《共產國際黨綱草案》；在新加坡、日本，發現了許多新的史料；到香港、澳門N次。至于北京、上海、廣州、重慶、成都、南京、長沙這些珍藏民國圖書比較多的大省市，我去過不知多少次，上海一地可能就上百次；8次到臺灣，搜集了上千萬字的史料，僅董必武在大革命時期的信件、報告就有20多份，填補了一些空白；我發現有一些中學歷史悠久，民國時期就有圖書館，我也沒有放過。比如揚州某中學珍藏一本大革命時期《武漢評論》紀念列寧專刊，被我找到了。

由于對檔案資料的管理運用理念不同，在國內搜集資料面臨的困難可能更大。

舉例來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初版本，本來是從湖北省博物館調往某個國家級博物館的，這次為了編《選集》，省博的人也陪著我們去了，可是對方只提供封面封底和一頁內文照片。最后省委宣傳部領導兩次前往北京，通過文化部與對方多次溝通，才拿到了全部照片。

再比如《少年共產國際》創刊號，88頁，珍藏在上海某單位，每次只能復印五分之一，我第二次去想再復印，人家說你來過了，不給。我們只好換一個人去，這樣去了5次，才復印回來，匯總后發現缺一頁，又到廣州某單位才搞全。

為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版，我們先后十次到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去查詢復制。

總的來說，這項工作就像“尋寶”，我們還要繼續挖掘。就在8月初，我還在長沙圖書館找到一本，是中共廣東區委1925年11月7日出的《俄國革命八周年紀念》，那時廣東區委非常重要。

讀+：您和您的團隊，下一步有何打算？

田子渝：《選集》現在出了第一編，精選了14種書，我們計劃到2021年將四編、精選92種書出齊，在這個基礎上，將搜集到的200多種書全部出版，并撰寫近200萬字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通史，向建黨100周年獻禮。

中共二大是馬克思主義早期中國化的開端

讀+：搜集、匯編、整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文本，有什么意義和價值？

田子渝：我想首先引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黨史專家石仲泉在《選集》首發式上的一段話來回答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是神州大地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這些著作文本就是傳播的載體。當初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通過包括這一套著作在內的各種文本而獲得馬克思主義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獲得馬克思主義的源頭活水。今天能親眼見到這些仰慕已久的起過火種作用的原始文本，倍感親切，倍覺珍貴。這批文本中絕大部分都是珍稀文獻，是紅色善本，均為圖書館檔案館的寶藏，一般人難以見到，這套書里的彩色插圖和全文影印，完整的呈現了這批文本的歷史原貌，讓我們這些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學人大開眼界。”

我還要補充幾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極其特殊與輝煌的歷程。縱觀5000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像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民族命運聯系得如此緊密，以至蔚成曠日持久的共產主義運動，絕無僅有。它與中國本土文化重構，造成中國文化亙古未有的革命，產生了獨特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文化譜系中，在馬克思主義世界里，獨樹一幟，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血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而且徹底改變了世界！

現在我們常說，要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　我認為，《選集》從文本上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心。

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過程，有哪些特點？

田子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一個歷史過程，“早期傳播”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18年年底到1920年8月，為部分先進人士自發、自覺傳播的階段；第二階段從1920年9月到1922年6月，為中國共產黨有組織的傳播階段；第三階段從1922年7月到1927年7月，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下簡稱“早期中國化”）的階段。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70年代的巴黎公社時代，我國外交官在媒體、游記、筆記上記錄了歐洲社會主義運動。1899年初出版的《大同學》，第一次出現馬克思的名字。但有真正意義上的傳播則始于五四時期，具體地說是李大釗于1918年11月在《新青年》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這一階段主要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即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標志性成果是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早期傳播”的第二階段由兩個因素決定：一是1920年4月共產國際正式代表魏經斯基來華，帶來了傳播經費和傳播文本（主要是蘇俄經典），與李大釗、陳獨秀建立起工作關系；二是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立，8月成立出版機構新青年社；將《新青年》確定為黨的刊物。第二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同時成立了第二家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這樣，傳播工作就在黨的領導下，有條不紊地展開。首先出版了“新青年叢書”8種。接著人民出版社宣布將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特斯叢書”11種，以及《馬克斯學說理論的體系》等9種。此階段出版馬克思主義書籍49本，是第一階段出版8本的6倍，出現了“早期傳播”的第一次井噴。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黨制定了第一份具有中國革命特色的民主革命綱領，明確了民主革命的戰略、策略、任務，標志著“早期中國化”由傳播進入實際結合的階段。因此，中共二大便成為“早期傳播”的第三個階段，即“早期中國化”開端的象征和標識。

從數量上講，第三階段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117本，是前兩個階段總和的2倍；馬克思列寧主義詮釋本84本，是第一階段的10倍，第二階段的2倍；“中國化”的著作27本，是前兩個階段的9倍，出現“早期傳播”的第二次井噴。

7家媒體連續3天同時出版“五一特刊”前所未有

讀+：您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和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在這個傳播和創建過程中，湖北、武漢有怎樣的地位和作用？

田子渝：武漢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僅次于上海、北京的第三重鎮，到1927年，武漢成為馬列主義的傳播中心。這個地位和作用，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在組織上，史學界公認，“一大”之前，全國有8個中共早期組織。這8個“發起組”中，上海組是1920年8月成立的，10月成立北京組，當年秋天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推選包惠僧為書記。我個人認為，武漢發起組比北京發起組還要早。

不僅如此，“一大”前夕，湖北、武漢地區的共產主義者，在沒有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的情況下，就發起了建黨活動。

另一方面，即理論傳播方面，在武漢地區有李漢俊、惲代英、董必武、陳潭秋、黃負生、林育南、劉仁靜、包惠僧、劉伯垂、胡鄂公等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在他們不斷耕耘下，武漢地區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著述文本，在早期傳播中產生了不同凡響的影響。

比如，我國第一本介紹十月革命與中國的書籍是《勞農政府與中國》，它于1920年6月由漢口新文化共進社、上海泰東圖書局同時出版。

再比如，1922年5月1日至3日，武漢地區黨組織了《大漢報》《漢口新聞報》《武漢星期評論》《漢口商報》等7家報紙，同時出版“五一特刊”，發表《“五一”底略史》（陳潭秋）、《“五一”與“五四”、“五五”、“五七”》（林育南）、《五一　過去與將來》（包惠僧）等17篇文章，詳盡介紹無產階級運動史，宣傳馬克思勞工運動的理論，這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宣傳勞工運動。連續3天，7家媒體同時采取統一行動，這在我國新聞界絕無僅有。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次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新聞活動，17篇文章用通俗的語言，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工運動。

在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武漢成為世界聚焦的中國革命的中心地，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中心地，譜寫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第一個樂章。

1927年元旦，武昌、漢口、漢陽被劃為京兆區，定名武漢，作為國都。中共中央機關也從上海遷到武漢，黨的主要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聚集江城，在武漢撰寫發表大量著述文章，包括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最后，新民主主義理論基本思想的完整表述，是武漢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心的思想標志，對后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首創貢獻，彰顯了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高水平。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通訊員吳珊

?來源：長江日報 2018年8月14日 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