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領域的‘放管服’改革，是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涉及政府自身職能的轉變，這是改革的關鍵，也是最難的地方，因為這相當于讓政府自己改自己。”3月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在京開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在當日舉行的北京長江教育論壇上表示，今年他向兩會提出了“深化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的議案。

前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部署了十大戰略任務，其中之一就是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學校治理結構，推動社會參與教育治理常態化，建立健全社會參與學校管理和教育評價監管機制。當教育進入新時代，如何以深化教育“放管服”改革為抓手，推動教育治理現代化，這份“深化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的議案引起了兩會代表、委員及學者的高度關注。

放手，還有很大空間可探索

深化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大家的關注點在一個“放”字上。

“其實，我們的放還做得不夠，不少方面是嘴上說放，行動上沒有放;理論上說放，實踐中沒有放。”海南師范大學副校長李森教授特別提到了自主辦學的問題。在他看來，“放”體現在自主辦學上就是在政策、經費等方面要放得開，把辦學自主權更多地放給學校，同時提高學校的管理能力，真正做到“放得開、管得住、服務好”，這樣才能全力推進高校“雙一流”建設取得成效。

“‘放管服’的‘放’是簡政放權，‘管’是管辦結合，‘服’是優化服務，這三者，放是前提、管是基礎、服是目的。尤其是放，其核心是對政府角色進行重新定位，厘清政府、市場、社會邊界的相互關系，關鍵是如何對政府在管理上的越位、缺位和錯位進行有效控制和彌補，真正讓政府能夠歸位。”周洪宇說。在他看來，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教育行政權力配置的科學性與效率性問題，要真正釋放基層教育改革的活力和創造力，就要敢于自我革命。

怎么去理解教育上的“放”，全國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用放心、放權、放手來形容，“我們是不是對校長放心了，對社會參與教育放心了，恐怕這個心還放得不夠，放還有很大空間可以探索”。

為此，朱永新特別提到今年自己關于妥善處理民辦幼兒園與普惠性幼兒園關系的提案。在調查中他發現，一些地方為了完成新型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占比達到80%以上的目標，對民辦幼兒園進行了關停和轉設，以提高普惠園的比例。對此，朱永新認為，我國區域遼闊，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是有差別的，如果只用一個標準、規定可能不太適合。他建議，政策要給足空間，規定要足夠柔性，這些都是需要進行認真研究和探索的。

無獨有偶，民進中央今年向本次兩會提交的46件黨派提案中，也有關于推進放管服改革、激發高校辦學活力的提案。該提案提到，在一些高校，已出臺的簡政放權措施難以落地、落實、落細。比如在經費使用方面，地方高校缺少預算范圍內資金的用款計劃管理權限，難以自主統籌經費使用和分配，沒有建立與市場化、公益性相適應的差異化收費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為什么政府不放心?安徽省高校管理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韋法云表示，原因首先是管理人才的缺乏，其次是管理制度的欠缺。

“拿高校來說，高校領導包括教育行政部門領導，許多是各個學科方面的專家，但是有多少是管理專家?從管理標準化角度來講，學校懂管理的人才比例不多，再加上制度欠缺，所以政府從安全的角度習慣了大包大攬。”

但是今天不同了，在韋法云看來，現在環境和條件已經具備了，再把“放”這個問題提出來恰逢其時。

“過去，我們認為管就是從上而下的管，現在大家有了許多新的維度，不僅國家在探索新的經驗，許多地方也在進行這樣的改革創新試點。”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深有同感。

管理，管的是方向底線邊界

放了之后，政府應該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

在中國教育學會秘書長楊銀付看來，行政部門要綜合應用法律、法規、政策、規劃、財政、標準、督導、信息服務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從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進一步將管理與服務相結合，把依法、科學、民主決策機制作為重要支撐，推動管理-辦學-評價系統持續良性運轉。

“政府的管到底該管什么呢?是把每件事情規定得很具體、管理得滴水不漏嗎?”朱永新拋出這個問題，而他的答案是，政府要管方向，管底線，管邊界。

“長期以來，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職能履行中，習慣于‘以審代管、以罰代管’。”對此，民進中央在提案里建議，要加快推進管辦評分離改革，厘清政府、高校、社會的關系，主要在“放”的方面解決“放”哪些、怎么“放”、“放”給誰等問題。同時要制定針對性、實效性和操作性強的監管辦法和措施，避免出現權力真空現象，“管”要切實依法利用好“三個清單”，實施以分類管理、目標管理和宏觀管理為特征的彈性管理。

政府怎么管才是到位?周洪宇給出的建議是依法用好三個“清單”，即實施教育“權力清單”，厘清政府的教育“責任清單”，實行“負面清單”制度，依法管好“看得見的手”，用好“看不見的手”，擋住“尋租的黑手”。

“依法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在辦學模式、育人方式、資源配置、人事管理、合作辦學、服務社區等方面給學校更多的自主決策空間，學校的辦學活力才會增強。”這是針對學校的管，面對社會組織該如何管，周洪宇建議，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激勵約束機制，不斷提升社會組織教育參與的能力，以此有效彌補教育領域中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建立良好的教育公共治理機制。

服務，讓老百姓有實實在在獲得感

政府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服務?什么樣的服務才是優質的?

強化國家教育督導，引入第三方教育評價，改進和加強教育評估監測，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我們應該堅決克服‘五唯’頑瘴痼疾，構建一體化教育督導體系，健全教育督導問責機制，提高教育督導的權威性和實效性，同時積極推進第三方教育評估，健全政府、學校、專業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多元參與的教育評價體系，保證黨的教育方針、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落實到教育的各階段、各環節、各方面。”周洪宇建議。

“評價”在管辦評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能夠反過來引導管理和辦學，發揮著重要的指揮棒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明確指出，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如何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楊銀付認為，要把科學評價、全面評價、綠色評價作為根本要求，要注重發展性評價、增值性評價。他特別提出，要把第三方專業評價作為重要著力點，因為過去發育得還不夠。

“政府評與社會評相結合，共同把評的結果用起來，加強督導問責，讓教育督導‘長牙齒’，讓教育評價更好服務于立德樹人，更好服務于全面發展，更好服務于公平優質，更好服務于教育現代化。”楊銀付說。

深入推進教育“放管服”改革，如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老問題?

程方平給出的建議是，加強地方立法。“我們許多教育法規是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可能適合北上廣，不適合中西部，而地方立法的積極意義就是可以有更多因地制宜的政策規定，讓政策更加符合實際，讓當地百姓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除了加強立法，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高寶立認為，應該推進各種教育標準的完善和制定。

“完善和制定相應的教育標準，是實現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破解教育發展難題的應然選擇。比如現在教育領域評價要破除‘五唯’痼疾，就要對現有標準進行完善，對還沒有形成標準的要建立標準。這涉及人才培養標準、考試評價標準、管理標準等。同時，我們還要形成一種高效率、多方主體協同參與的教育治理體系，并要按照標準來進行推進。”在高寶立看來，標準的作用，一方面是教育事業科學發展要遵循的目標和原則;另一方面是發展過程中需要調整好治理體系中各主體的相互關系，明確各主體的責任，同時規范各主體的行為，按照標準找差距、抓落實，做到可評價、可問責，這樣才能形成教育有效治理的合力。

“不管是督導還是立法，我們的頂層設計一定要有實踐，要有聽政，要有長遠考慮，不是‘救火式’的政策，哪個問題出來了就去‘滅火’，這樣不僅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反而會讓深層次問題積重難返。”程方平說。

深化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為的是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什么是理想的教育治理現代化目標，周洪宇表示，把該放的放掉、該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構建新型的“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的關系，他將為之不斷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