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編鐘

鎛鐘

紀南城彩繪編磬

淅川下寺M1石排簫

甬鐘

固始侯古堆M1有柄鼓（復制品）

湖南臨澧九里虎座鳥架鼓

音樂是文明的先聲。荊楚大地山川秀美，萬物有靈，孕育了凝重深遠、浪漫多情的音樂文化。最近熱播的音樂文化紀錄片《國樂的側臉》五集中有兩集聚焦荊楚音樂文化，顯現了荊楚樂聲在中華千年流傳中的重要地位。無獨有偶，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文獻館副研究員邵曉潔推出的著作《楚樂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7月版），以出土楚樂器實物為主要研究對象，不但從音樂本體角度對楚樂器展開了細致入微的分析，還以楚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為背景，對楚樂器文化和楚人禮樂生活進行了深入解讀。現在，讓我們走進書中，在“八音和鳴”中傾聽千古楚樂 ，探尋荊楚音樂文化的獨特魅力，回溯中華文明在音樂領域的偉大創造。

“八音”之屬皆有實物，鼓瑟最常見

楚地，巫舞娛神之風盛行。楚樂被稱作“楚調”或“南音”，被譽為構建美輪美奐楚文化的六大支柱之一。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音樂是周代貴族必備的修養。春秋時期楚國音樂已很發達，宮中設置有樂官。楚樂舞活動幾乎滲透楚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既悅人、悅己，又娛神、娛鬼。

據邵曉潔介紹，古代楚人音樂生活的物質遺存較為豐富，目前所見楚音樂實物數量龐大、種類紛繁，“八音”之屬皆有實物出土，能夠較為全面客觀地體現楚音樂的基本面貌。楚國境內發現的樂器，數量多，工藝水平精湛，為先秦樂器之翹楚。《楚辭》中的大量音樂描寫涉及了鐘、磬、鼓、竽、瑟、簧、簫等多種楚樂器，其中許多樂器種類在楚墓中都有對應的實物出土。鼓和瑟提及的次數最多，目前所知楚墓中出土的鼓和瑟的批次和數量也較多，文獻與考古實物均證明，二者是楚音樂實踐和禮樂生活中最常用的樂器，被應用于多種場合。

當時，以虎為座、鳳鳥為架的懸鼓在楚地流行，廣泛用于祭祀、宴享和戰爭。有認為此類鼓的動物組合造型隱喻了楚人與巴人因多年征戰導致的緊張關系，巴人崇虎，楚人尚鳳，以鳳鳥為架且踩踏于虎背上，楚人有此設計，必有其意，以鳳虎相斗、鳳戰勝虎用作楚人戰勝巴人的紀念。樂器的多樣化也催生出“八音和鳴”的音樂表演形態，構成了楚地音樂交響合鳴、歌舞相和的恢宏氣勢。

楚樂器不僅用于大型樂舞場面，如各類宮廷儀式和喪葬儀式，也用于個人抒懷。以《楚辭》記載為例，楚樂器組合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種為大型樂隊。即包括青銅樂鐘等金類樂器的樂隊，有的由鐘、磬與瑟、竽等樂器組成，有的為鐘、鼓與瑟、竽等樂器組合而成，如祭祀最高天神的篇章《九歌·東皇太一》、祭祀日神東君的篇章《九歌·東君》以及描寫盡顯巫風的娛神招魂習俗的《招魂》等。第二種為小型樂隊。有以鼓為節奏樂器，與瑟、竽等樂器的組合；也有瑟、竽等樂器的直接組合。第三種為單獨提及的樂器。即單種樂器的齊奏或獨奏，如《九歌·國殤》中涉及大量關于戰爭的描寫，用鼓的合奏來表達悲壯激烈的主題；《九歌·湘君》中描寫湘夫人吹奏排簫思念湘君的情景，則是單純地抒發個人情感。

楚人尚鐘，以編鐘為禮樂重器

楚樂器出土的集中地——豫中南、鄂、湘北、皖西，正是楚文化形成、發展、壯大的核心地帶。20世紀70年代以來，紛至沓來的楚文化重大考古發現掀起了楚文化研究一波又一波的熱潮。所謂“尚鐘之風，于楚為烈”，楚青銅編鐘無論是在出土批數還是件數上，均占較大比重，對楚人而言，它不僅是一種喜愛和崇尚的樂器，也是一種與鼎齊名齊位的重器，故而其只見于高級貴族墓葬中。

1978年在湖北隨縣出土的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編鐘及樂隊，包括了“八音”中的大多數樂器，計編鐘65件，其正、側鼓部的樂律銘刻鐵證了中國古代“一鐘雙音”的現象和理論。雖然文獻早有記載，但如非親眼所見，世人很難想象我國2400多年前樂隊的組合，也很難想象青銅文化最高峰時期音樂水準的真實情況。

曾侯乙墓出土大批古樂器，除了體量壯觀的一套編鐘，還有保存較好的排簫、瑟、五弦琴等樂器。曾侯乙擁有規模宏偉的樂器組合，在祭祀、宴饗場合與其他禮器配合使用，彰顯他的等級、權力。即便是今天用它來奏樂，既有鐘的洪亮，又有磬的清越，更有笙、瑟的流暢，還有建鼓的輝煌，真可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此外，楚文化地域的河南信陽長臺關、淅川下寺和湖北棗陽九連墩、隨州葉家山、文峰塔和棗陽郭家廟墓群也都先后發現許多楚與楚系樂器，再現了楚國的音樂奇跡。例如1977年在淅川下寺楚墓群出土的隨葬品中，敬事天王鐘是目前所發現的編鐘中音樂音響性能最為完好的一套；王孫誥鐘是國家一級珍貴文物，共26件，最大鐘通高120.4厘米，是目前已知的以甬鐘成編、件數較多、保存情況及音色較好的一套青銅打擊樂器。21世紀規模最大的楚鐘發現，應是河南葉縣出土的一套春秋中晚期的大型組合編鐘。這套編鐘分5組共37件，包括甬鐘、鈕鐘和镈，填補了中國青銅樂鐘發展史上由春秋時期較小型組合編鐘跨越到宏大曾侯乙編鐘之間的缺環，堪稱戰國時期大型組合編鐘的先聲。

讀過《招魂》和《大招》兩篇所描寫的楚人娛鬼神招魂復魄的情景，設若我們身處鐘磬笙鼓爭鳴的樂聲中，頭腦中大概可以想象到古代楚國那樣奇詭曼妙的樂舞場景。此外，以虎座鳥架鼓為代表，楚樂器多用鳳鳥紋樣或造型，讓我們領略到楚人對鳳鳥的虔誠尊崇以及隨樂乘鳳升天的精神世界。

生生不息，巫史文化于楚樂器上得以升華

楚國八百余年的歷史中，在歷經結夷夏為一體的政治發展進程的同時，熔夷夏為一爐的文化演進歷程也隨之完成。楚樂體系的發展非常注意借鑒中原的傳統。楚人在其禮樂生活中并不拘泥于用楚人之器、唱楚人之歌、起楚人之舞、奏楚人之樂，而是廣納其他諸國的樂器、樂歌與樂舞，并將其與楚樂舞融為一體，為楚禮樂生活所用，從而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楚音樂的內容與風格。

神秘瑰麗的楚樂器，是巫史音樂文化的交融結晶。在楚樂器中，楚鐘與中原鐘之間的絲縷聯系即是佐證。楚鐘同中原鐘在與編鐘發音相關的鐘體結構和類型等方面具有共性，而鐘體紋飾母題及風格、音列設置、組合形式、在墓葬中的擺放乃至用樂規范等都有所不同。楚樂器紋飾對具象圖案的解構與抽象處理，楚樂器及樂器配件極富于想象力的造型，以及樂器圖像上的那些充滿靈性、詭異和神秘色彩的圖案等，無不顯示出其源自巫官文化傳統且受到中原史官文化的影響。

正如邵曉潔所說：“楚鐘對中原鐘的合理借鑒，楚樂器、楚樂對其他諸侯國音樂藝術的吸納與揚棄，是楚人不拘一格、海納百川、求取創新的文化精神的完美體現。”或許也正因為如此，以楚器、楚聲、楚調、楚舞為代表的楚樂舞藝術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其所蘊含的文化基因、別具一格的藝術特色難以被秦火所滅，生生不息，得幸在漢代復興、延續，并一直以不同的形式留存和滲透于后世，廣泛影響著后世的音樂形態和藝術精神，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朵瑰麗奪目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