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四個自信”，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創新，而且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精神動力。這其中，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大力倡導文化自信的引導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出版迎來日益繁榮發展的新局面。學術出版同樣也是發展和弘揚文化自信的重要領域和基本支撐，它吸引和呼喚著許多出版社和出版人為之不懈奮斗。

回顧這些年來我國學術出版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所表現出來的獨特作用，作為一個老編輯和老出版人，我還是為自己能夠參與其中并作出自己的貢獻而感到無比自豪。我特別期待新時代青年編輯們積極投身到我國學術出版行列中來，大家一起來描繪和迎接我國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繁榮發展的明天。

賀耀敏：是的，對于許多青年編輯來說，學術出版與其他出版領域相比是有門檻的，沒有扎實的專業訓練和較好的專業素養，往往會感到學術出版比較困難，不像大眾出版等類別的選題那樣有無限的想象空間。但是我覺得這只是表象，學術出版有門檻，一旦跨過這個門檻那就會有一種“如魚得水、樂在其中”的感覺。

一個出版人如果每天能夠閱讀到他參與出版的優秀圖書，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化人物進行書本上的交流，始終徜徉在書的海洋里，那將是最快樂的事情。

記得2002年我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長伊始，就面臨著一個艱難的選擇，那就是要不要系統規劃和大力發展學術出版。

我們向學校領導和教學科研人員征求意見，還在出版社內部組織員工開展大討論，結果大家都不約而同地一致認為，一定要把學術出版作為人大社今后的主要發展方向。所以從那時起，在制定出版社中長期發展規劃中，我們系統調整和規劃了學術出版的發展戰略，將其品種比例提高到30%左右。就是這樣不動搖地堅持了許多年，使出版社的學術品牌不僅樹立起來了，而且也響亮起來了。

在我們堅持學術出版的過程中，有人譏諷說我們很“傻”，不懂出版的“秘密”和“訣竅”，也有人善意地提醒我們，“學術出版是小眾出版，賺錢的少，賠錢的多”。但我始終認為，在中國做出版，“小眾不小，大眾不大”，眼睛不能總盯著所謂“大眾”。

為什么說“大眾不大”呢？就是說看似做大眾圖書讀者市場廣大，其實大眾圖書也是要細分市場的，并不存在大眾圖書人人在讀的情況。

為什么說“小眾不小”呢？我國學術出版看似讀者不多、規模不大，但是屬于這個小眾的讀者人數十分龐大，他們都是學術出版的忠實讀者，還不要說高校在校生更是龐大的群體。

實踐也告訴我們，學術著作總體上可以做到“微贏利”，只要付出心血精心策劃出版的學術精品，銷量都會超過3000冊。加上這些年來包括國家出版基金等對學術出版的資助，從一定意義上彌補了學術出版盈利能力的不足。

今后學術出版大有可為。“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這就需要建設與這個目標相匹配的高質量發展的新聞出版事業，大批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圖書必將應運而生。目前國內學術出版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學術出版領域的中青年編輯隊伍總量不夠，整體策劃能力亟待提高。

我總是說，沒有一流的人才很難有一流的事業。一切優秀出版物都是作者與策劃、編輯共同努力的產品，優秀策劃、編輯是出版社的核心競爭力。一家出版社興盛和一批精品力作的出版原因有許多，但總是離不開若干優秀策劃、編輯的努力奮斗和執著追求。

記得當我們爭取到《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中文簡體字版的出版權時，學術界許多朋友都提醒我，說這套文集14卷20冊，涉及的學科繁多，編輯難度很大。但我們出版社10余位編輯就是抱著一種責任心，用兩年時間編輯并出版了這套學術巨著。

當在香港舉行文集發布會時，饒宗頤先生致辭說：“我的這部書經過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和出版后，可以流傳后世了。”聽到饒宗頤先生這樣說，我當時就熱淚盈眶，這是對我們編輯出版工作的最高肯定！這套文集已經成為了解和研究饒宗頤學術思想的基本著作，我們真正享受到了學術出版帶來的榮耀和學術追求過程中的幸福。

賀耀敏：是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好學術出版的編輯工作的。從經驗上來說，學術著作組稿難，編輯加工難，成為暢銷書難，這都使得學術出版更像“陽春白雪”。學術出版對編輯人才的專業素質和綜合素養的要求是很高的，從全行業來看，高端人才和骨干人才匱乏已經成為制約出版業繁榮發展的重要因素。

許多出版單位都反映現在處在新老交替的密集期，現在的青年編輯面臨著生活、工作和提高等多方面的壓力，各種壓力交織在一起難免使他們對出版事業的崇高感和對出版社的歸屬感減弱了。加之互聯網和數字出版的沖擊，更使優秀青年編輯人才隊伍建設難度加大。

如何使優秀編輯人才盡快成長和脫穎而出，如何讓青年編輯人才真正能夠安下心來從事我國出版事業，編輯出版更多更好的圖書，是需要政府、出版企業從多個方面著手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如今我國學術發展和學術進步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學術研究不斷深入，許多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另一方面學術研究不斷交叉融合，不少新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紛紛涌現。

這就要求我們的青年編輯要深耕學術出版，不僅要了解學術發展的趨勢和動向，還要了解學術研究團隊和個人的成果，把優秀的研究成果挖掘出來。你可以說這是挑戰，但我更相信是機遇，所以我期待著青年編輯一定要站立在時代學術出版的潮頭，做這個時代學術出版發展的弄潮兒。

在我的經歷中，許多學術著作的出版都是具有跨越時空的意義的，參與編輯出版不僅是一件幸運的事情，更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

當我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時，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我們出版的《方立天文集》（10卷）和曾憲義教授主編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10卷），前者是當代研究中國佛教的集大成式文集，后者是建立“中華法系”思想體系和學術體系的奠基性著作。

曾經人們談到中外文明發展時，津津樂道的更多是西方宗教與哲學，但是中國歷史上同樣有成熟的宗教思想，這就是佛教思想。盡管佛教不是在中國誕生的，但是卻在中國得到了最完備的發展。

方立天教授一生的學術研究就是要揭示這一宗教思想體系的歷史價值和思想價值，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同樣，在法學界不少學者提出要樹立“中華法系”的歷史地位，使之與目前法學界普遍認可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相輝映。但是沒有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要建立“中華法系”談何容易？

曾憲義教授和他的學術團隊承擔起了這個歷史任務，他們深入研究和整理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撰寫出了這部鴻篇巨制，讓“中華法系”建立在了牢固的學科研究和學術研究基礎之上。今天看來，我更感到這兩部著作的學科意義和學術價值比當時顯得更為深遠。

賀耀敏：我很能理解這種境況，我們都年輕過。出版是與人打交道的行業，我們向前輩學者和知名學人約稿時，同樣也有這樣那樣的忐忑心情，但是有了發自內心的對學術和學者的尊重，許多事情就好辦了。

我經常說，優秀的策劃編輯一定是某一學科里最了解學術前沿和學術動向的人，編輯不是學術研究者，不是要對問題本身有自己深刻的見解，但你應該了解學術和學科動態。

譬如你負責理論經濟學領域出版，那你起碼要對國內排在前10名的經濟學院和排在前50名的優秀學者有一個基本了解，能夠說出這些學院的學術研究重點和學科發展特長，能夠說出這些學者的重點研究領域和代表性成果。

這實際上就是要求編輯們一定要走出辦公室，走近相關學院和學者，踴躍參加他們的各種學術活動，從中捕捉學術信息、激發出版思路、發現圖書選題。與專家交流、與學者溝通、與大師對話，背后就是與思想對話、與時代對話、與生命對話。

我接觸的一些優秀編輯都有這樣的特點，就是他們對圖書特別敏感，每次講到某位學者有什么作品等就會滔滔不絕、很激動。我有一個信念，做出版的人只有激動了自己，才會打動作者、感動讀者，好書就是在這種激動、打動、感動中產生的。

記得當年我們編輯《謝無量文集》（9卷）的時候，許多人對謝無量并不了解。但是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謝無量是一位有著特殊地位的學者。謝無量的文稿從哪里來？他的家人手中沒有收集，我們則是一次次奔波于圖書館，從浩瀚數據中查找信息，進而找到他的各種著作進行編輯加工的。

當時距離他的著作進入公版期僅有幾年時間，一些人建議我們“偷巧”，等到進入公版時再出版，我們沒有這樣做，堅持取得了他家人的授權。這樣看似“愚笨”的做法，讓我們贏得了許多作者的信任。

《吳晗全集》（10卷）出版過程中，為了取得他家人的授權，我們在海內外多方聯系，最終爭取到了吳晗旅居海外的兒子的授權。編輯出版《湯一介集》（10卷）過程中，我們更是全心全意、一絲不茍，湯一介先生還抱病參加了出版座談會。后來樂黛云先生對我們講，湯先生覺得這是他晚年很欣慰的事情。

我主持編輯出版了《袁寶華文集》（10卷）更是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高度好評，朱镕基同志出席了2015年5月舉行的出版座談會并作了感人至深的講話。

因為策劃與出版的緣故，我接觸到了國內外許許多多的著名學者、政府官員和出版商，其間有許許多多難忘的故事和片段，這些不僅成為我出版工作中的點點滴滴美好記憶，更重要的是鞭策我繼續從事學術、繼續關注學術，做一個真正有學術情懷的人。通過編輯出版學術大師的文集，我與許多學術大師都成了忘年交，這也是我的精神財富。

賀耀敏：學做一個好編輯就是學做人的過程，學術出版的最大誘惑就是它可以成為一生的事業。一個出版社往往會有許多出版系列圖書，這些都是出版社的品牌。許多品牌都是幾代出版人心血的結晶和奮斗的結果，需要格外珍惜和傳承。

例如，人大社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庫”“經濟科學文庫”“管理科學文庫”“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叢書”“法律科學文庫”“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等學術系列圖書，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叢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當代世界學術名著”等系列翻譯圖書。

我總是不斷告誡青年編輯，學術出版精品重在挖掘發現、重在專業視野、重在潛心探索、重在重新闡釋，就是希望真正有人舍得在學術出版領域花精力、多投入。

許多精品力作之所以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也是由于作者長期研究才取得的成果。我們出版的《亞里士多德全集》《康德著作全集》現在都成為世界名著出版中的經典了，前者是苗力田教授主持翻譯的，曾經引起巨大反響，后者是苗教授的學生李秋零教授主持翻譯的。

李秋零教授翻譯《康德著作全集》可謂“十年磨一劍”，傾注了大量心血。學校科研部門和出版社編輯10年跟蹤服務，創造各種翻譯和出版的有利條件，終于使這部經典著作與廣大讀者見面。試想，沒有長達10年的堅持，怎么能夠做好這部著作的出版？

此外，如高占祥和池田大作合著的《聯接地球的文化力——高占祥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厲以寧教授的《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和《歐洲經濟史教程》、劉世錦研究員的《傳統與現代之間——增長模式轉型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李曉西教授的《宏觀經濟學（中國版）》和《宏觀經濟學案例》、吳光教授主編的“陽明學研究叢書”等，都是編輯長期跟蹤服務才落到人大社的。

要想把學術出版做好，還需要編輯有一種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情懷。近些年來，人大社相繼出版了《新中國口述史》《改革開放口述史》《改革開放四十年口述史》等優秀圖書，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這都是編輯長期與有關部門反復聯系與跟蹤爭取來的。

在策劃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庫”時，就是希望它能夠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界和出版界合作的范例，我們約請了一批著名學者組成編委會，遴選優秀圖書組織出版，已經出版了第一輯、第二輯共計100種，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具有很好的口碑。

又如顧海良教授總主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4卷），也是策劃編輯長期跟蹤和爭取獲得的優秀圖書，這是一套系統權威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思想進程的研究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學術界熱烈反響。顧海良教授總主編的《20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9卷）也在陸續出版中，必將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領域的經典學術精品。

青年出版編輯適逢盛世，我相信你們一定不會辜負這個新時代，不會辜負光榮的文化使命，必將出版更多有持久生命力的優秀學術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