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記者 文俊實習生 范敏 楚娟
    8月1日，第24屆全國書博會上，《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一亮相，就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
    至此，由湖北承擔的《中華大典》工作全部完成。這是繼《漢語大字典》之后，我省承接的又一重大國家出版工程。
    《中華大典》，是國務院正式批準啟動的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它對我國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典籍及其整理成果進行了一次帶資料性的總結，其規模為《永樂大典》的兩倍，是中國自清代以來的第一部巨型類書。
    由我省承擔編纂出版的《語言文字典》，集歷代語言文字學大成，被稱為“《中華大典》中最難編的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等3個分典，分別由湖北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負責編寫。該項目啟動至今已有20年。
    20年彈指一揮間，對于個體的人，又是多么漫長的堅持。《語言文字典》執行主編、78歲的武漢大學終身教授宗福邦感慨地說，自己從58歲開始做這個項目，眼看著參加編纂的學人，年輕的由中年漸漸變老，年長的從老年做到去世。老教授們默默地坐著“冷板凳”，把畢生所學都傾注在了這部大典之中。
    

    辭書大師最后的牽掛

       圖為：朱祖延（生前照）           圖為：宗福邦                圖為：李思維

    “這塊懸在我心上20年的石頭，今天終于放下了！”昨日，得知《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首次面世受到業內好評，78歲的宗福邦教授眼中淚光閃爍，一字一頓地說：“我們完成了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
    20年的伏案編纂，讓宗福邦患上嚴重的頸椎病，行動不便，現今只能在家中給博士生授課。
    日歷翻回1994年。著名辭書學家、語言學家、湖北大學教授朱祖延和宗福邦領命開始編寫《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朱祖延擔任主編，宗福邦任常務副主編。“朱先生有學識，人品又很好，大家對他都很信服，學術上偶有分歧、意見不能統一的時候，最后都要他來拍板。”宗福邦回憶。
    2011年，朱祖延因病醫治無效，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逝世，享年90歲。據湖北大學文學院院長郭康松回憶，“老師去世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中華大典》尚未編完。”在醫院，朱老已經神志不清，帶著呼吸器還不停地喃喃說，“大典可怎么辦啊？還沒有編出來！”
    朱祖延1947年畢業于前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歷任湖北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長。他一生主持編纂了多部辭書，在我國辭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生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朱祖延曾風輕云淡地說：“我一輩子只做了三件大事，就是編纂《漢語大字典》《爾雅詁林》和《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
    那時，朱老的身體已經不是很好，一只眼睛已經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1的視力，但只要有送審稿，他總會拿起放大鏡，用還能看見的那只眼睛一個字一個字地認真審讀。人生的最后幾年，他的呼吸系統一直不好，又查出惡性心包積水，但他從未中斷工作。
    “沒有淡泊之心，就坐不下來”
    “面對浩如煙海的古籍，如果沒有淡泊名利之心，就坐不下來，更不可能認真細致！”采訪中，宗福邦教授很少談到自己，談得最多的是他的團隊——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的老師們。《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音韻分典》是一部全面、系統地匯聚先秦至清末2000多年漢語音韻學及相關文獻的全新型類書。全書正文800多萬字，引用文獻1000多種。
    這項編纂，最大的困難在于不少古籍原本已佚，幾百年間演變出不同的版本。為了查找資料，編撰人員輾轉于北京、上海、武漢等地圖書館，尋找需要的古籍孤本、稀見的珍本、沒有被公開出版的稿本，然后復印回來。
    更讓宗福邦揪心的是，《音韻分典》是集體項目，且還在進行之中，不能算科研成果，團隊中的10多名學者因此連評副教授的資格都沒有。然而，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沒有一個人說要退出。所幸，2000年，武漢大學時任黨委書記任心廉提出，在評職稱的時候要把《音韻分典》算作學術成果，省里也為《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撥了款。生活依然清貧，但能順利地進行編纂工作，大家已經心滿意足。
    作為負責人，日復一日的身心勞累不斷吞噬著宗福邦的健康。2005年，因為長期伏案工作，宗福邦出現走路重心不穩的癥狀，去醫院檢查時，嚴重的頸椎病一度讓醫生認為他出過車禍。醫生讓他立即做手術，但想到手上未完成的工作，宗福邦決定采取保守療法。2010年，病情嚴重到無法正常行走，宗福邦才在家人的勸說下做了手術。身體剛恢復，他又立即投入到《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中。“這20年，他做了一件該做的事。”談起丈夫的病情，宗福邦的夫人陳美蘭很心疼，但依然支持，“這是他喜歡做的事！”
    帶著樣書，到先生墓前祭掃
    “我是朱先生的學生。”這是舒懷常說的一句話，“完成先生的付托，我責無旁貸。”
    舒懷，朱祖延先生的學生、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文字分典》主編。恩師生前的一句話，讓他不敢忘懷：“他總說，古籍整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需要長期積累；如果沒有奉獻和投入的精神，指望搞些‘短期速成’的項目，就做不了這樣的事業。”
    《文字分典》是《語言文字典》中最先開編的分典，編纂之初，整個《中華大典》的編纂都還處于探索之中，《文字分典》作為探路者，它的編纂將為后續開編的兩個分典提供經驗，也將承受更多的挫折和付出，很多問題都要他們去面對，去摸索解決之道。宗福邦先生曾說：“《文字分典》是先行者，我們唯舒先生馬首是瞻。”
    為搜集資料，舒懷奔波于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圖書館。《中華大典》辦公室副主任、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長伍杰對舒懷的印象特別深，他總說，“那時候，舒懷經常來北京找我幫忙去復印資料，背個小書包，晚上就睡在地下室招待所。”
    2000年，《文字分典》試編稿通過審定，編纂工作全面展開，至2006年，編成稿已達2000萬字。隨后又進行了艱難的縮編工作，從中精選出1000萬字的書稿出版。
    今年清明，舒懷帶著剛剛出版的《文字分典》樣書，前往朱祖延先生墓前祭掃，向先生交上了一份特殊的答卷。
    記憶丟失，卻沒忘記編大典
    去年12月底的一天，華中師范大學東二食堂樓上，一間不足5平方米的辦公室。當湖北教育出版社來人把《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訓詁分典》第二次校對稿取走時，800萬字的書稿裝了滿滿6麻袋，需兩人合力，才能一袋一袋搬下樓。
    一袋一袋搬運，尚且如此吃力；一字一字考證，艱巨可想而知。沉甸甸的800萬字，可謂《訓詁分典》編纂成員心血所系。
    訓詁，指解釋古代漢語（文言文）中字詞的意義。《訓詁分典》編纂小組的主要任務，就是翻看從春秋戰國至辛亥革命的古籍，收集在訓詁學的發展中重要學者、論著的相關資料，為歷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尋找各類評價和解釋。
    16年前，因華中師范大學所承接的《中華大典》項目遲遲未能啟動，《中華大典》湖北省領導小組找到當時的校長王慶生“攤牌”：如果還不開始該項目，就對外通報“華中師大無力承擔《訓詁分典》的編纂工作”。
    其實，文學院原本有兩位教授先后接受該項目，不過都因工作量大、編纂難度大不得已放棄了。接受或是放棄？“我接！”原本不是編纂組成員的李思維站了出來，那一年，他已62歲。“做項目不要命，從早到晚，退休了的老頭比正常上班的人還準時、還規矩。”老伴伍鳳容回憶，項目啟動的一年間，李思維的頭發全白了；2008年，由于頭暈頭疼厲害，李思維倒了下來，所幸搶救及時；2011年，文學院“創先爭優”黨員承諾大會上，李思維的話擲地有聲——“除非李思維死了，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做大典”。
    越到最后階段，研究任務越繁重。可去年3月，李思維的右腦被查出一個鴨蛋大的腫瘤，當月28日，在省人民醫院重癥手術室里，手術從早上8點進行到晚上9點，終于將腫瘤成功切除，李思維從死神手中逃脫出來。
    手術后，醫生診斷說李思維大量的記憶會丟失。“別的事情都記不清，只有《中華大典》的各項事務他記得清清楚楚，”老伴伍鳳容感慨地說，從醫院復查回來，李思維在家里只休息了兩天，又開始工作了。整個暑假，李思維一直在對書稿作最后的校對。
    回憶編纂大典的5000多個日子，李思維說：“不做這個我不會老得這么快，但我一點也不后悔！我們不僅完成了這項國家工程，還培養了一批古漢語研究人才。”《訓詁分典》編纂小組聚集了華中師范大學古代漢語研究的實力派教授和青年學者。團隊中的另一位成員劉鶴云教授，10多年間，幾乎每天都會步行到工作室查資料、翻典籍，一直堅持到了2012年。如今，85歲的他大部分時間只能躺在床上。
    將“最難編的典”四校八次
    《語言文字典》被稱為《中華大典》中最難編的典，難讀，難認，版式復雜。《中華大典》辦公室主任、原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于永湛曾說，“《語言文字典》編纂出版難度非常大，功夫下得非常深。”《語言文字典》編輯室負責人蔡夏初介紹，《語言文字典》不但條目眾多，所涉及的人及書也繁多。據不完全統計，《音韻分典》總條目數為9171條，引書為1134種，涉及作者1064人；《文字分典》總條目數為10285條，引書1708種，涉及作者1554人；《訓詁分典》總條目數為26557條，引書超過2000種，涉及作者1684人。
    在出版社工作，每年有成果，待遇才會上去。20年才出一個成果的《語言文字典》編輯們，一直像蠟燭一樣默默燃燒。
    普通的書都是兩校四次，《語言文字典》是四校八次。編輯們逐字推敲原稿，為了一個字可以到圖書館查幾天。長期高負荷的工作，高度近視、頸椎病、腰椎病成為他們共同的職業病。
    為加快編纂出版進度，編輯部在遵循傳統審稿規范的同時，積極探索新科技在編纂出版工作中的運用。統稿工作中，編輯部工作人員利用計算機技術，編排了“全書經緯目表”、“人名表”、“書名表”和“人名索引”、“書名索引”，通過制作這些表和索引，發現了散見于書稿中的錯訛和不統一現象。比如因為誤用簡體字、舊筆形字和不必要的造字而形成的一人多名、一書多名，如顏（顏）之推、盧（盧）文弨；因為異體字而出現的一人多名，如陸游（遊）、陳祖范（範）、王樹枏（柟），等等。

    新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