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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精品文物展時指出：“荊楚文化是悠久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地位舉足輕重。”開展荊楚文化研究，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重要舉措，是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重要內容，是保護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題中之義。

　　《荊楚文化史》的出版發行，全方位展現了豐富多彩的荊楚文化。該書由省荊楚文化研究會組織編撰、湖北省荊楚文化研究中心大力支持，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劉玉堂教授擔任總主編，共6卷、近300萬字。全書以文化史為主線，依托豐富的歷史文獻、出土文物、方志、民間文學等材料，充分吸收最新相關研究成果，梳理探索了荊楚文化的歷史源頭、演進軌跡和卓越成就，完整清晰地展現了荊楚文化的獨特魅力。

　　8月14日，《荊楚文化史》出版研討會在漢舉行，省內外專家學者圍繞荊楚文化進行深入研討，進一步挖掘荊楚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時代價值，傳承發揚荊楚文化精髓，為助推中國式現代化湖北實踐提供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

張海鵬

荊楚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組成部分

　　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價值觀念和文明體系。從距今約170萬年的元謀人，到距今約160萬年的藍田人，再到距今約100萬年的鄖縣人……這些考古發現，實證了我國古人類起源和發展有自己獨立的體系，有自己的發展序列，在人類發展史上具有指標性意義。在我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有古人類遺址的發現。鄖縣人是長江流域荊楚地區發現的古人類的典型。元謀人、藍田人、鄖縣人、北京人、山頂洞人的考古發現，確立中國學者關于人類起源的考古學實證。

　　荊楚文化是我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基本組成部分。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較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稍晚階段，荊楚地區出現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是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夏商時期，比二里頭文化稍晚階段，荊楚地區出現盤龍城文化。這些是與中原文化有互相影響，又有自己特點的文化，逐漸形成獨特的荊楚文化。

　　荊楚地區在往后的歷史發展時期，為中華文化貢獻了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革命家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著名的領導人。這些使得中華文化更加豐富，更加多彩，更加具有創新性、包容性。

　　《荊楚文化史》涵括了荊楚地區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先民，以及以后歷代的人口結構、民族構成、生活習俗、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科技發展、教育、宗教信仰等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全面揭示了中華文化在這一地區的傳承和發展，揭示了荊楚文化在中華文化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全書搜集了非常豐富的史料，特別是利用了不少罕見的地方史料，概述了各個歷史時期荊楚地區的文化史，是一部學術積淀深厚、為大眾歡迎的學術型科普讀物，為荊楚文化研究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砥礪奮進，再創新篇。我們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深入研究荊楚文化，研究荊楚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及其獨特個性，研究荊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動關系，研究荊楚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研究荊楚地區人口大規模移動對文化發展的關系，研究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荊楚地區的文化特征。要把荊楚文化放到中華文化的總體格局中，彰顯荊楚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闡明荊楚文化的區域性特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原會長）

黃樸民

解讀中華文明“五個特性”的有益嘗試

　　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個鮮明而突出的特征。它的起源與發展始終打上了多元一體的深深烙印。如何呈現和解讀這些文化精神？則需要通過對有標志性意義的地域文化進行研究和總結，才能加以準確揭示。《荊楚文化史》在解讀與展示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方面作出了有益嘗試。

　　系統全面地再現了先秦兩漢時期荊楚歷史文化的整體面貌。眾所周知，文化一般由三個層次所組成，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荊楚文化史》先秦卷，以“城邑與建筑”“科學與技術”等章節，生動地反映了該時期荊楚地區物質文化發展的突出成就；以“典章與制度”等章節，全面展示了荊楚制度文化建設方面的顯著進步；以“思想與學術”“風俗與禮儀”“藝術”“文學”等章節，系統總結了該時期荊楚精神文化打造方面的偉大建樹。

　　為荊楚文化的歷史地位作出了正確合理的定位。荊楚文化不僅是中華文明“多元”之一元，也可以看成是其“一體”中的主體部分，以荊楚文化為代表的“江漢文明”和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文明”，在中華文明架構中是并駕齊驅、雙峰并峙的。近些年新發現的出土文獻，如郭店楚簡、清華簡、北大簡、上博簡、云夢秦簡，以及秦漢時期的馬王堆帛書、張家山漢簡、里約秦簡、長沙走馬樓吳簡等等，無不都是楚地的璀璨瑰寶。可以說，如果缺少了荊楚文化這塊拼圖，中華文明的歷史就會殘缺不全。本書對荊楚文化史上的偉大建樹和杰出貢獻進行系統總結和科學評價，為更好地復原中國古代文化全貌提供了依據，創造了條件。

　　在學術問題的探討中，本書始終堅持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秉持實事求是、辯證思維的態度和原則。在先秦卷中，通過分析盤龍城文化遺址，來考察當時殷商文化的南擴現象，梳理與揭示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可謂別開生面，言之有據。又如，指出“巫”與“醫”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系，不能拿“迷信”貼標簽加以粗暴的否定，而忽略這一文化現象背后的本質，是先民對人和自然關系的一種認識與探索，屬于原始先民的哲學與科學，這種觀點頗富新意，有一定的合理性。

　　研究方法科學嚴謹，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借助考古學的知識與科學手段。《荊楚文化史》一書充分借鑒和利用新出土發現的考古資料，結合傳世文獻，積極進入學科的前沿領域，使自己的研究及其相關結論建立在新的學術生態之上。以“先秦卷”為例，在第九章“楚簡與楚文化”以及“出土文獻與先秦文學”“楚簡帛書法”“訴訟和審判制度”等小節的相關論述中，均有較為充分的體現。對出土新資料的重視和充分利用，可以確保我們研究的依據更為扎實，研究的結論更為科學合理，是學術研究的正確路徑。《荊楚文化史》一書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方向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也為全書的成功提供了堅實有力的保障。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馬敏

荊楚文化史研究的新篇章

　　“靈秀湖北，楚楚動人。”湖北歷來被稱為“荊楚大地”，荊楚文化是以湖北為源頭和中心并向周邊輻射的區域歷史文化。荊楚文化特色鮮明，源遠流長。2022年6月，湖北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要“持續推進荊楚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研究荊楚文化不僅對研究湖北文化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研究中華文明亦具有重要意義。

　　《荊楚文化史》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荊楚文化通史。它起于遠古，止于近代，分成史前卷、先秦卷、秦漢魏晉南北朝卷、隋唐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在歷史進程上，將荊楚文化作為一個連續的整體呈現出來，突出了歷史性與時代性的結合，展示了荊楚文化的全貌，賦予荊楚文化以強烈的時代感、現實感。在內容呈現上，該書介于宏觀與微觀之間，取“中觀”的立場，既有宏觀的全局性關照，又有微觀的細致描述，達到了“思”與“史”之間的微妙平衡，立體地展現各個時代荊楚文化不盡相同的文化狀貌，梳理荊楚文化發生、成長和演變的線索，揭示荊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流轉變遷趨勢，進而客觀地評價荊楚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影響。

　　書中對荊楚文化作為區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了全面的概括，指出以楚文化為根基的荊楚文化，有五個鮮明特征。一是尊天重人。即“道法自然”，尊崇和順應自然，追求“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人生境界和思想境界，此乃源于楚地的道家思想的精髓；二是尚和貴誠。極力推崇老子“上善若水”的理念，追求社會和諧與人類和平，以誠信為安身立命之本；三是狂放達觀。歷代楚地名人，無不展露出狂放的天性和達觀的襟懷。楚人狂放達觀的個性養成，既有荊楚崇山峻嶺、大江大湖特殊的地理因素，也有由原始巫風所造就的人文因素。四是兼容并蓄。荊楚居神州之中，人口交流的頻率和規模遠在其他地區之上，從而表現出多元混融的價值取向。尤其在晚清以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荊楚文化對西方先進文化有選擇性地吸收，更顯示出較強的兼容性。五是守正圖新。守正，指不忘初心、堅守信念、秉持正義、追求真理。圖新，指善開風氣、敢為人先、開拓創新、追求卓越。荊楚文化憑借其區位優勢和創新主體所特有的精神稟賦，在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領域均不乏創新之舉。

　　本書將荊楚文化置于長江文明乃至中華文明的整體之中進行全面的觀察與比較。該書總主編劉玉堂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荊楚乃是南方的“中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作為長江文明表率的楚文化橫空出世，不僅與中原諸夏文化競相媲美，而且與西方古希臘文化爭奇斗艷。”荊楚文化在長江文明乃至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在政治與倫理、思想與學術、文學與藝術、科學與技術等諸多領域都有突出表現。

　　區域文化史研究的精髓，在于文化之比較。對荊楚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可從多方面展開。就中西文化比較而言，如同張正明先生提出的，應加強楚文化同古希臘文化的比較，二者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從不同的方向登上了上古文明的頂峰，“齊光競輝，宛如太極的兩儀”，可比之處甚多。就中華文明的整體比較而言，一是要與同樣輝煌燦爛的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等進行橫向比較研究；二是要與同處長江文明帶的上游巴蜀文化、下游吳越文化進行大河流域文化比較研究。荊楚文化史研究只有在上述更大范圍的文化比較研究中，方可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提升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推動荊楚優秀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作者系荊楚社科名家，華中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陳鋒

區域文化史撰寫的典范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造就了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史作為闡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及全景的一種視角和方法，漸次為學界接受。

　　在區域史興起的大背景下，區域文化史、區域經濟史、區域社會史等研究異彩紛呈。區域經濟史和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區域”，更多地注重片區（如華北、華南、華中）、流域（如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地理或行政單元。區域文化史則更多地注重魯文化、齊文化、楚文化等歷史文化的積淀和傳承，即注重歷史發展的“文化區系”。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荊楚文化史》可謂是區域文化史撰寫的典范。

　　一是整體而有特質的謀篇布局。在數千年的文化發展過程中，荊楚文化史主要研究哪幾個板塊，如何凸顯文化特質，是主編首先考慮的問題，也是決定多人共撰多卷本著作成敗的關鍵。該書注意區分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之別、宏觀和微觀之別，采取了介于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中觀視角，即除重點考察微觀層面的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教育、科技、宗教、民俗之外，還涉及時代變遷的社會背景和生態、移民、城建、商旅、交通等文化事象。在以思想與學術、文學與藝術、教育與科技、宗教與民俗為整體結構的基礎上，允許各卷根據時代背景突出各個時段的特色。例如，在先秦卷有城邑與建筑、典章與制度、楚簡與楚文化的章目，在明清卷有移民文化、族群與宗法、茶與中外交流的章目，達到整體與局部的統一和融合。

　　二是恰當凝練地歸納與表述。一個區域的文化史，必然有這一區域所特有的文化特色。幾千年的荊楚文化異彩紛呈，要歸納其文化特色，并不容易。本書借鑒了張正明先生以及湖北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歸納出荊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和“五種精神”。“六大支柱”：爐火純青的青銅冶鑄、絢麗精美的絲綢刺繡、巧奪天工的木竹漆器、義理精深的老莊哲學、精彩絕艷的屈騷文學、恢詭譎怪的美術樂舞；“五種精神”：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追新逐奇的進取精神、兼收并蓄的融會精神、崇武衛疆的愛國精神、重諾貴和的誠信精神。正是在這種對荊楚文化的整體把握下，有關各卷展開論述，一以貫之。

　　三是科學性、學術性、可讀性的有機統一。所謂科學性，是指對有關事項的描述準確、規范；所謂學術性，是指對個別事項有新的見解和深入解讀；所謂可讀性，是指語言曉暢、文風淳樸、引人入勝。多卷本的文化通史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專著，只有科學性、學術性、可讀性“三性”兼具，才能有較好的效果。諸如石家河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所達到的玉器制作高峰，楚國首創縣制對郡縣制的發凡起例作用，屈原風骨對中華民族精神的鍛造，荊楚文化對中華倫理的浸潤，楚辭漢賦對文學發展的影響，茶文化、藥文化、佛道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有關章節的描寫和論述，都達到了“三性”的有機統一。

　　（作者系武漢大學珞珈杰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